国家信息中心：多措并举 推动国内市场总供求关系趋向平衡

过去几年来，我国部分行业产能严重过剩，供求结构性错配明显，国内市场总供求关系失衡问题突出。在改革深入推进、外需向好等因素推动下，国内市场供求总量矛盾得到较大缓解。展望未来，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抑制通过外需调节国内供求平衡的空间，国内供给体系质量不断提高，内生动力不断增强，国内供求总量及结构性矛盾将持续改善。应继续大力破除无效供给、加大有效投资、释放合理消费需求，推动国内市场总供求关系趋于平衡。

国内市场供求形势变化原因

当前，国内市场总供求矛盾缓和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既有供给侧推力，也有需求侧拉力。

政策调整带来供给明显收缩。从“三去一降一补”开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大力推进煤炭、钢铁等行业去产能，实现了由点带面、由个别行业带动相关行业供求关系改善的效果。在压减不符合技术标准和环保标准产能的同时，加快行业内“僵尸企业”的处置力度，通过破产清算、兼并重组等方式提高了行业效率。2016-2017年，我国已减少钢铁产能超过1.15亿吨，取缔“地条钢”产能1.4亿吨，减少煤炭产能超过5亿吨，从客观上直接影响了市场即期供应量，并显著改善了市场预期。

周期性因素叠加政策效应拉动内需回升。一方面，随着2014年开始房地产市场调控逐步放松，房地产价格快速上涨。再加上棚户区改造力度加大，2015年和2016年改造面积占全国住宅销售面积的比例分别达到14%和18%，进一步推动房地产市场回暖。房地产销售不断向好带动房地产投资回升，并且带动与房地产业关联性较大的上下游行业需求明显向好。

另一方面，近几年基建投资保持快速增长，进一步增强了国内需求。更为重要的是，2016年6月份工业企业产成品库存同比增速降至近年最低点，企业补库存需求开始发力，进一步推动国内需求在短期内快速回暖。

外部环境趋好带动外需回升。2016年下半年以来，全球经济增长进入新阶段，美国、欧盟等主要贸易伙伴国经济形势持续好转、需求增加拉动我国出口快速回升。2017年1月出口增速由负转正，全年出口增长7.9%，比2016年提高了15.6个百分点;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GDP的贡献从2016年的下拉GDP0.6个百分点转为2017年的上拉0.6个百分点，良好的外部环境为我国总需求回升做出了重要贡献。

国内市场供求形势主要特征

近年来，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外需改善等多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我国工业品价格水平、产能利用率、企业效益等指标触底回升。

国内市场供求总量矛盾有所缓解。2015年，我国国内市场总供求出现明显缺口，产能严重过剩成为影响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随着2016年下半年以来世界经济回暖，我国外部需求明显提升，尤其是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源原材料及部分制造业产品供求关系明显改善，使得国内市场供求总量矛盾得到较大缓解。

从主要指标来看，一是工业产量出现收缩，76种主要工业品中有三分之一在2015-2016年出现产量绝对下降，明显压缩了总供给;二是生产价格大幅反弹，工业企业原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PPIRM)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PPI)在2017年达到五年来新高;三是产能利用率由降转升，截至2017年底，16个主要行业已经全部脱离产能利用率小于70%的严重过剩区间，并有8个行业恢复到产能利用率大于79%的正常状态;四是企业效益明显改善，我国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增速从2015年的0.8%回升至2017年的11.1%，利润已经从2015年下降2.3%转为2017年增长21%;五是产出缺口转正，2017年，产出缺口由负转正，呈现出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局面。在这些指标的共同作用下，经济增速在2016年触底，2017年实现反弹，GDP增速达到6.9%。

国内市场总供求结构性矛盾有所改善。在供求总量矛盾缓解的同时，其结构性矛盾也有所缓解。2008-2014年，我国居民境外消费年均增长26.1%，2015-2017年下降至4.0%，国内有效供给逐步增加发挥了一定作用;2016年10类重点消费品总体合格率提升5.2个百分点，达到90.3%，消费品提质效果初步显现;2017年制造业技改投资增速达到16%，比上年提高4.6个百分点，有效供给正在加速形成。当然，国内市场供求结构性矛盾远未实现根本性改善。

上中下游行业供求形势分化。在总供求矛盾缓解的同时，产业链上中下游行业供求关系明显分化，呈现出原材料等上游行业供求关系显著好转、中下游制造业有所改善的状态。第一，价格走势明显分化。属于上游行业(本文中，上游行业包括煤炭开采和洗选业、黑色金属采选业、有色金属采选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非金属矿采选业;中游行业包括化学纤维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金属制造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下游行业包括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家具制造业、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皮革皮毛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造纸及纸制品业、纺织服装服饰业、烟草制品业、纺织业、食品制造业、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医药制造业、农副食品加工业。)的PPIRM分类指数价格2017年达到15%以上，回升幅度在25个百分点以上，而中游行业的价格回升幅度在10个百分点左右，下游行业仅有4个百分点左右。从PPI看，属于上游行业的采掘工业价格回升幅度最大，其次是原材料工业，属于中下游的加工工业价格起伏最小。

第二，行业利润明显分化。2017年上游行业利润增速达到145.9%，比2016年提高了172个百分点。但中游和下游行业利润全年增速仅有16.1%和1%，比2016年分别下降4.4个和6.7个百分点。

第三，产能利用率分化。2016年四季度到2017年四季度，上游行业的煤炭开采业和采矿业产能利用率分别提高9.8和7.6个百分点;中游行业的通用设备制造业和专业设备制造业分别提高7.3和5.7个百分点;下游行业的汽车制造业和计算机通信制造业分别提高1.6和1.5个百分点。

主要产能过剩工业品市场供求形势整体好转。随着去产能工作不断推进，主要过剩工业品的市场供求形势出现好转，但也有部分工业品供求矛盾仍在持续。第一，煤炭市场供求矛盾极大缓解。当前，煤炭市场下游需求旺盛叠加煤炭产需地域分布差异等问题，市场处于供求紧平衡状态，已从2013年的供过于求转为2017年的供不应求。第二，钢铁市场供求缓解不明显。2013年、2015年和2017年，粗钢市场分别供给过剩6958万吨、1.23亿吨和1.85亿吨，钢材市场供给过剩分别为6308万吨、1.12亿吨和1.74亿吨，供求失衡问题缓解不明显。第三，汽车市场供求矛盾略有缓解。在政策发力等因素影响下，汽车市场供求缺口(供过于求)从2014年的23.1万辆下降至2017年的13.7万辆。第四，水泥市场供求关系初步调整。当前，水泥市场供求缺口缓慢下降。2017年前三季度水泥产销缺口已降至3092万吨，比2016年同期下降1451万吨。第五，平板玻璃市场供求调整较慢。2017年前三季度玻璃市场供给过剩3223万重量箱，比2016年同期减少462万重量箱，行业开始自发调整市场供求关系，但调整幅度较小。

未来国内市场总供求变化趋势

测算结果显示，短期内我国供求矛盾将持续缓解，并呈现出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基本态势。展望未来，我国供求矛盾的根本缓解，一是要依靠深入推进改革、增加中高端有效供给，二是要推动需求增长的内生动力不断增强。

未来影响国内供求形势变化的主要因素。一是国内消费需求拓展和升级空间广阔。未来，我国消费升级步伐加快，发展型、享受型消费不断涌现，信息、医疗、养老、家政、旅游等新型消费将成为新增长点;由物流、信息流、资金流“三流合一”和“互联网+”所催生的个性化、定制化、多样化消费成为发展趋势。与此同时，新型城镇化不断推动农村居民实现真正市民化，逐步开启这部分蕴藏巨大潜力的消费市场。随着制约消费升级的体制机制障碍不断破除，国内将建立以新消费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的良性循环，推动经济迈向中高端水平。

二是全面深化改革将根本缓解供需结构性矛盾。全面深化改革，一方面将减少低端供给和无效供给，另一方面增加适合市场需求和未来发展方向的有效供给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在这一过程中，新技术新产业新产品将不断涌现，既迎合了消费结构升级需要，也带动了投资结构优化，国内市场长期存在的供需结构性矛盾将逐步缓和。

三是宏观调控更加精准有效。在区间调控、定向调控和相机调控等基础上，未来我国宏观调控将在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总体思路指导下，更加注重总供给政策和总需求政策的配合协调，将宏观调控与推进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避免供需调控政策相互掣肘，影响市场供求，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做到政策更加精准有效。

四是要素成本上升过快可能影响供需循环。2008-2016年，我国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实际增长9.1%，不仅明显高于主要发达国家增速，而且高于国内全员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速1.1个百分点。当劳动生产率增速小于工资增速时，企业成本的增加要快于效率提升，导致企业生产销售-企业利润-居民收入-居民消费-企业生产销售这一供需循环存在循环不畅的问题，从而影响了经济总供给和总需求的良性互动循环。预计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劳动生产率增速小于工资增速的态势仍将持续。

五是通过外部需求调节国内供求平衡的空间逐渐减小。未来一段时期内，全球经济将保持温和增长态势，但贸易保护主义加剧制约全球贸易增长。从中长期看，在人口结构趋势性转变、技术创新脚步放缓等因素的影响下，全球总需求处于低速增长阶段。随着新兴经济体与发达国家间产业技术差距不断缩小，全球产业分工刺激贸易增长的效果也将逐渐减弱，我国外贸黄金增长期不复存在。因此，未来通过外部需求回暖调节国内供求平衡的空间逐渐减小。

未来两年国内市场总供求情景分析。对于未来国内供求形势的判断需要基于对产出缺口的测算。如果产出缺口为正，说明总需求大于总供给;如果产出缺口为负，说明总需求小于总供给。针对我国经济发展情况，设定三种情景：一是基准情景：2018年和2019年的经济增速分别为6.7%和6.5%，此情景下投资、消费和外需保持相对稳定;二是高增长情景：2018年、2019年的经济增速分别为6.9%和6.7%，此情景下外需持续改善，贸易保护对我国影响较小，国内投资和消费保持较快增长;三是低增长情景：2018年、2019年的经济增速分别为6.5%和6.3%，此情景下消费、投资和外需持续走弱。测算结果表明，此三种情景下，通过滤波(HP)和小波法测算的产出缺口均为正值，表明短期内我国总供需矛盾将继续缓解，呈现出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基本态势。

国内市场总供求形势展望。综合上述分析，预计短期内，贸易保护主义加剧，贸易环境存在较大不确定性，通过外部需求调节国内供求平衡的空间逐渐减小;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深化，将使总供给继续向结构优化方向演进，国内消费结构的拓展升级，使得总需求保持稳定。因此，国内供给过剩矛盾将继续得到缓和。从长期来看，宏观调控手段的精准化、经济增长由要素驱动逐步转向创新驱动，将更好地促进总需求与总供给相匹配，经济周期的波动性将弱于以往，经济实际产出将向潜在增长水平靠拢，因此总需求和总供给将更加趋于平衡，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得以进一步提升，我国经济逐步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政策建议

要推动国内市场供求关系趋向平衡，不仅要理顺供给过剩行业与供给短缺行业的关系、处理好“结构平衡”，而且要利用好内需与外需两个市场、处理好“总量平衡”，更要根据形势变化适时对供求进行动态调整、处理好“动态平衡”。

下决心处置“僵尸企业”，加快破除无效供给。一是加大“僵尸企业”处置力度。对于没有发展前途的“僵尸企业”，加快破产处置，腾出土地、资金、人力等要素发展其他产业;对仍有发展潜力的“僵尸企业”，加快兼并重组给予一定的报表合并税收优惠，提高企业兼并重组积极性。二是完善产能过剩企业资产的处理方式。支持金融机构做好呆账核销和抵债资产处置，支持不良资产有序证券化;鼓励银行牵头银团贷款参与企业并购重组，允许各类财务投资主体可以通过设立股权投资基金、产业投资基金、并购基金等形式参与兼并重组。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有效供给。一是进一步减轻企业税费等成本负担。加快落实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为企业减税降费措施，大力降低实体企业成本负担。二是大力培育新动能。强化科技创新，通过政策扶持、税收优惠等方式培育一批具有创新能力的排头兵企业。三是加快产业结构升级。瞄准国际先进水平加强标准体系建设，支持制造业企业工艺流程优化、设备更新改造;发展高水平生产性服务业，促使企业向研发、设计、标准、品牌和供应链管理等环节延伸。

增强居民消费能力，促进消费潜力释放。一是完善收入再分配机制。切实提高个人工资收入和劳务收入的所得税起征点，加快实现按家庭综合收入征税。二是增强社保托底力度。健全养老保险多缴多得激励机制，实现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界定“城镇非从业居民”的定义，将大部分流动人群纳入到医疗保险参保范围。三是促进消费金融发展。扩大央行个人征信系统的覆盖范围和信息量;积极推进建立个人破产制度和民间个人征信体系;构建系统的消费金融支持政策体系，出台完善专门针对消费金融的法律。四是进一步优化消费环境。规范和引导共享单车等消费新模式科学有序发展;促进内外销产品“同线同标同质”，促进中华老字号传承发展;加快推进重要产品追溯体系建设，加强重点行业和领域消费侵权查处;加大网络提速降费力度，扩大公共场所免费上网范围;抓紧电商立法工作，出台跨境第三方支付管理办法和实施细则。

提高投资有效性，加大补短板投资力度。结合实施“十三五”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重点投向脱贫攻坚、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增强公共服务能力、突破关键共性技术、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等重点领域;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建议将民间投资比重作为约束指标，督促各地政府积极扶持民间投资发展。在铁路、民航、油气、电信等领域推出一批有吸引力的项目，务必使民间资本进得来、能发展。

全面深化基础性关键领域改革，构建现代化市场体系。一是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依法严肃处理各种侵权行为，实行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依法甄别纠正产权纠纷案件;深化资源类产品和公共服务价格改革，放宽服务业准入限制。二是深化财税金融体制改革。建立全面规范透明、标准科学、约束有力的预算制度，全面实施绩效管理;稳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支持金融机构扩展普惠金融业务;深化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三是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强化规划战略的导向作用，增强国家、省、市等不同层级规划的协调性;创新宏观调控方式，增强宏观政策协同性，更加注重引导市场行为和社会预期。